针对杨生一案，凭借最朴素的情感，大家觉得杨生值得同情，两情相悦，发乎于心，对这些法学年轻士子来说，正是最浪漫的时候，更加同情杨生和韦女。另外县令判决有些问题，杨生按照当地旧俗抢亲，被诬告成了诱拐，以最高刑罚判处，如果说县令自己没问题，刘知易都不信。
可他依然认为公道，当即反驳：“杨生抢亲，于法不和，实为强掠。”
又有人反驳：“叔父诬告，为财而来，县令污判，同流合污。若此案公道，还有天理否？岂非纵人行恶？”
这个反驳很给力，有牵扯到一个很大的法理，那就是，法律是导人向善的。一提到善恶，就是最大的法理问题。
刘知易继续反驳：“叔父或有贪财，县令或有受贿，但杨生抢亲，于法不合，判杨生者，法也，非县令也。若以叔父及县令为恶，而定其判决公道，岂非本末倒置。切记，法不诛心！”
叔叔明显是冲着韦家的遗产来的，县令受贿几乎可以断定，可这不影响判决的结果。受不受贿那属于另一件案子，本案中，杨生用了法律不承认的方式，抢走了韦女，这就是强抢民女，因民女知情，判一个诱拐，并不过分。法律不能因为人的动机，而对案件本身产生差别对待，法不诛心。
又有人反驳：“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，各地风俗不同，不能以一而论。”
这是一个现实，这是一个封建社会，封建族权很大，世家大族普遍实行家法，家法与国法有很大冲突，因为目的不同，国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，家法只关心一家之兴衰。所以有的地方，宗族族长以家法杀人，比如对家族里的寡妇偷人，浸猪笼沉水塘，官府不太干涉；可是家族子弟犯了国法，大家族往往想方设法藏匿，经常与官府冲突。
风俗介于家法与国法之间，一般情况下不会跟国法冲突，毕竟风俗也是导人向善的，可因立场和目的不同，在细微处就有了差别。不能因为共性的不冲突，而否定差别时候的优先性，刘知易认为，在国法与地方风俗出现冲突的时候，应以国法为准。
在推及开来，刘知易还觉得，这是一个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区别。刘知易考过司考，学的当然是大陆法系。他站大陆法系，因为这是国情。海洋法系诞生于部落时代发展而来的民族国家，同一个部落，风俗相同，因此可以让不专业的民众参与审判，便于平息民愤。大陆法系诞生于帝国形态的国家，管理的民族众多，风俗各异，让民众参与，以风俗判决，容易产生纠纷，同样的案子，在某地一个判法，到另一地会是另一个判罚，不利于和谐。另外大陆法系本身，就是帝国进行移风易俗，统一民情的重要工具。大夏王朝显然属于大帝国，适用于大陆法系。
刘知易马上道：“倘若判决依托风俗，那么杨生案在越郡审判，杨生抢亲是风俗，可以不算诱拐。那么放到京师呢，假若韦家叔父来京城告御状，是不是这风俗就不作数了。诸位在太学辩法，是不是也该依京城风俗，不认抢亲风俗？”
刘知易驳斥有力，奈何对手众多，依然有不服气的，而且激荡起了法家气势。
刘知易感觉到一股股强烈的压力开始影响他的心志，许多杂念在他心中激发，“是的，风俗应该被遵守”“法理不外乎人情”“杨生韦女，两情相悦”“判决杨生，就是纵容恶行”。
刘知易运转法家真气，真气运行也激发出一股气势，这气势中内含着他的信念，“风俗可以被遵守，但必须是在法律之下，假如风俗是烧杀抢掠，也要遵守吗？”“法理不外乎人情，法理还要超越偏狭的人情，法理必须在人情之上”“两情相悦，自然可惜，但良贱不婚，保护了更多人，法律永远是保护最多人的，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个案”。
每个人的气势不同，气势的共性还开始发生共鸣，凝聚成更有威势的气场，两股不同气场，在徙木斋中互相碰撞，同时辩法还在继续。
运转真气的法学士子，辩论起来更加激烈：“京师有风俗，可榜下捉婿。外地并无此风俗，曾有地方土豪，乡试捉婿，对方不从，乃至发生命案者。此案当地郡守审理，判决捉婿者无罪。地方可以遵从京师风气，京师就不该遵从地方风俗？”
这个案子，刘知易知道。在南湖郡有一个地方土豪，女儿刁蛮任性，在当地风评不佳，到了婚配年纪，无人敢娶。焦虑的老父亲就想到了京城风俗，决定效仿。在乡试放榜日，派家丁在榜前蹲守，见有士子考中秀才，派家丁邀请。结果士子一听是这家，仓皇而逃，家丁边追边喊，士子惊慌，失足落水溺亡。当地郡守判决，士子是自己溺亡，与土豪并无关系，判了家丁一个过失杀人，土豪无罪。
把这件案子拿出来，就挑明了京城和地方的不同，甚至挑破了中原和边郡的不同。大夏王朝是一个封建大帝国，是中原势力靠武力统一天下，在各地推行的，上至源自中原的礼法，下至一些中原人的习俗。这是政治问题，很明显不是很公平，带有征服者强行同化被征服者的特征。辩法把这件事都拉了出来，已经上升到了法律之外的层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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